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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九德指的就是九种品德：宽而栗就是宽厚又庄重。
这样，一虚一实，一高一下，便可以构成立体网状，相反相成、相互对立、相维相济的结构体。从周代开始，礼法制度中，就把维护宗族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末。
桓、管以尊王行仁，以攘夷行霸，对此孔子是肯定的：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为造就雄浑、质朴、开放、有文有武，刚柔相济的秦汉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秦汉文明又奠定了中华此后两千年文明的基础。盖用《诗》《书》者三代也，纯用法律者秦也，《诗》《书》、法律杂举而并用，选相本末，递为名实者汉、唐也。张轼《汉家杂霸》写道：宣帝谓‘汉家杂伯，故其所趋如此。言礼法或德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指代王霸。
然而由于这一模式构成要素存在天然矛盾和潜在的对立，再加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时期对儒法思想的不同倾向，便一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士大夫不结党营私，都通达奉公，是古之士大夫也。在自身修养和社会教化的基础上，天下就能得到大治，这就是荀子讲的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与之类似，礼教思想的精义也在于依照礼就能促进人们端正自己的行为，从而辨别是非，道德仁义，非礼不成。[6](254)以五伦为核心的人伦之道成为是非善恶的总标准，这也被视作礼教意识的逐渐增强。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
一、心性秩序：良知的礼教功能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4]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良知使人能够知是非、成教化、治天下、判言行，是塑造自身和教化社会的本原性依据所在，正由于此，心学将儒家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人的情感、意志乃至信条。
礼是人们约束自我并参与公共生活和治理社会的外在规范，良知则能够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和治理社会的内在根据。儒家礼教的秩序精神、是非准则、善恶标准内化为自我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以良知的形式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就此而言，以礼为教在心学中就成了以良知为教。理的具体化就是文,而文的抽象化就是理,二者是一回事。在外在之礼与内在之心的衡量上，王阳明显然总体上更倾向于强调内在之心的重要性，他的整个心学就建立在心体、良知的基石之上。
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王阳明强调，人们只要能够端正念头、各致良知，就自然能公正地辨别是非，由此与大众好恶相通、情感相连，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构建命运与共的生活共同体。如同传统礼教注重人伦之道的教化推广一样，王阳明也主张以人伦之道来教化人。问：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
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阳明心学也高度重视儒家的人伦之道，以此作为公私生活的教条,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具体规约在伦理实践中予以推行。在王阳明的社会理想里，圣人以万物一体之仁为根本教义，以儒家看重的人伦之道为内容，对天下人实施教化，这是良好秩序得以形成的必然路径。
心之良知就是指引人言行举动的道与教,王阳明曾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1](24)也就是说，心学、良知学不是要抛弃儒家传统的礼教、礼治中的礼乐因素，而是要先讲明心体、良知，在此基础上，王阳明也认为：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
王阳明认为，唐、虞、三代之世，圣人为防止天下人心的陷溺，用万物一体的仁心教化天下之人克其私去其蔽,让人们从一致性的角度去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在社会生活中推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之道，使得家国天下中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处在有章可循的状态中，而整个社会也因此有了良好的秩序。王阳明表示，他期望得到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的扶持匡翼，共同讲明良知之学，推广良知之教，使得天下人都能自觉良知并能按照良知行事，互相善待，克服自私自利的毛病，去除谗妒胜忿的习性，共同实现儒家的大同理想。孟子将仁义礼智等价值观念与人伦关系结合起来，也即将抽象的原则具体化为人伦生活中的规范。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礼教的批判展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对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予以扬弃的必要性，这一批判曾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从思想内容上看，阳明心学强调以良知为教义，将儒家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自我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理性，主张服从儒家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对自己心之本体的尊崇，说明了礼教并不仅仅是僵化的教条，它也蕴含了人的道德自主性。 注释：1关于王阳明崇礼的具体表现,陈力祥教授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论述,参见陈力祥:《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从王阳明及其后学对良知的推崇可以看出，阳明心学倾向于将良知与致良知看成是一种教义，正如历史上儒家将礼当成教义一样，认为奉此而行，优良的个体就能得以塑造，优良的社会也能得以形成。[1](664)同时《乡约》还指出，人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人之善恶为心所驱使，因此要通过教化人心来影响人为善去恶，而乡约可以借用外在力量的形式劝人向善，使人们通过修身而心存善念，以善待人，如此，乡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貌自然会形成。
礼乐的传承与教育是儒家礼教之文明秩序精神传递的主要途径，在儒家文化中至关重要，王阳明深谙此中深意，故而能在注重心体良知的前提下依然关注这一传统的教化方式。乡约要有每月一次的全约例会以及时纠恶扬善。
王阳明心学对于礼教精神的落实，可以从心性秩序、生活秩序和文明秩序三个角度来予以看待。[1](80)在以良知为教的事业中，王阳明自己身体力行，他曾剖陈心迹道：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将人伦之道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即所谓的五伦。在阳明心学的视阈中，良知在人的塑造和自我成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是人能够过有道德的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依傍的前提。‘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为什么道可以是教呢?王阳明指出，这里的道就是良知，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另一方面是要利用百姓的自我约束和人伦建设以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构建良善的乡村社会，以避免匪患再起，巩固军事行动的成果。而老师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教诲和引导，这些问题解决后，童子们各就其位等待学习。
以仁为本、教以五伦,也正是儒家礼教的主旨内容，从拔本塞源论的内容来看，王阳明忠实地履行了儒家的礼教主张。但是，在激进的社会思想运动之后，如何更加全面地认识礼教，并将礼教放到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审视，依然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学术问题。
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对此，王阳明也是认同的，他曾说：‘礼字即是‘理字。
而儒家则不然，儒家正面对待父子、君臣、夫妇的人伦，以本然的天理应对人伦，当仁则仁，当义则义，当别则别，物来顺应，没有被人伦之相所困，毫无私心杂念，只是顺着天理而为，从本质上看，却是没着相的一种自然顺应。他认为，命即是性，性即是道，道即是教，也就是天命即是人之本性，按照本性所为就是道之所系，而依道而行就是生活中的教条与教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朱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儒家的如何是好》《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等。
由此，博文实际上也是约礼的工夫，当人们博学于文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在做着合乎天理、合乎礼法的事情。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
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
[1](43)他又曾说：政行而齐之以礼，则教立……节之典礼，所以成其俗也。推广良知之教，是礼教精神的教化工作在心学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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